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能源局、浙江能源监管办日前联合印发的《2020年浙江省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称，电力批发侧交易年度双边协商交易和零售交易中，交易价格均不含输配电价价差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调度值班长吴峰振奋地说在争取政策支持方面，李永莱表示，国网黑龙江电力将积极推动解决黑龙江省能源电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增强黑龙江省农村电网可持续发展能力，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国网黑龙江电力将全面推进国家电网公司建设中国特色国际领先能源互联网企业战略目标的落地实施，重点从争取政策支持和强化内部举措两个方面，持续发力能源惠民利民。强力推进强网扶贫。持续做好光伏扶贫并网服务，主动对接光伏扶贫项目需求。强力推进消费扶贫。继续提升黑龙江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中的中央资本金比例。
优化光伏扶贫电站电费结算和服务流程，确保电量全额消纳、电费和补贴及时支付。进一步增强黑龙江省农村电网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笔者的价值观体系中，人是需要基本的尊严的，人与人要讲较大程度的结果公平――这是目前西方社会日益右转、民粹化趋势严重的重要教训。
不可避免的，电力规划会设定一些目标，以满足行业与社会发展目标。这句话的含义是比较费解的。这一提法再一次出现在新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即使从成本为基础，全部回收成本的计划经济视角，这些机组损失的市场份额，也应该是监管者考虑这一损失进行额外定价（最终成本社会化，消费者承担），而不是让其他电力同行负担。
要规制集体行为，跟个人思考不能是一个模式。举个例子，《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坚持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市场主导、因地制宜、统筹有序、安全可靠的基本原则开展，但是所有的这些思路，都只是个大致方向，而不同人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比如关于我国国情到底是什么，关于多可靠算可靠（事实上，我们电力系统的问题恰恰在于为了可靠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等等。
这在煤改电、煤改气、能源扶贫方面都有着深刻的教训。或者要滚动，必须额外证明这种滚动的理性，并重新走一遍利益相关者程序与政府与法律流程（这在操作上可能已经不现实了），相当于重新制定规划。本期专栏，我们结合一些拟人化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特别是涉及规划中的滚动、语言的清晰性与明确性等问题，给出我们对十四五电力规划编制在消灭拟人化方面的建议。任何一个集体意志，都必须以内部组织的形式出现，而无法自动实现这种学习。
电力规划发布2至3年后，国家能源局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规划实施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滚动再一个例子就是目前正在紧锣密鼓阶段的碳交易市场的配额发放规则。这种操作性程序与流程如何展开，必须提前给予法律意义上的界定与明确。一些说法开始兴盛，比如中国能源系统的重点已变。
国内出现了很多向丹麦德国学习能源转型经验的提法。而且，这种范式自动跳过了为何不逆势而动的必要逻辑论证。
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蕴藏着巨大的任意解释与执行的道德风险。学习国外经验如何变得相关？现实中，能源行业广泛存在着一种范式：先试图论证出国际趋势是什么？然后就要默认需要顺势而为了。
任何一个集体意志，都必须以内部组织的形式出现，而无法自动实现这种学习。这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层次问题（levelofanalysis）。尽管人们对何为公平理解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这种说法，即使从最近20年看，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杂糅社会各种不同角色的政策宣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节能优先的政策宣示。右派讲的往往是努力与结果成比例，因此有起点公平一说。
不可避免的，电力规划会设定一些目标，以满足行业与社会发展目标。涉及如此多的市场主体的规划，如果总是在变，那让市场主体如何适应？更进一步，如果普遍预期规划出台了，中间还可能变，那么这样的规划如何具有可信度（credibility）？这是十四五电力规划必须明确的问题――一旦确定规划文本，不能滚动。
如遇重大变化，或应电力企业申请，也可由规划编制部门按程序组织对规划具体项目进行调整。但是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都是在人这个独立个体层面。
所谓进一步鼓励清洁机组的发展，按照鼓励先进、适度从紧的原则确定各类机组的排放基准值。2019年12月26日，美国金融时报采访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
因此，从个体视角，信息与声望都构成了一种软权力，可以帮助获得别人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或者服从。一般而言，左派讲的公平往往是状态的公平。假想中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策思考、制定与执行方式，完全不考虑现状以及社会主体的独立决策与激励问题，过去不曾奏效，未来更加不可能有用。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能源消费者与供应者（至少现在）基本是不同的主体，分割的。
能源行业主要矛盾已变论2015年以后，中国的电力供应逐渐告别了短缺，进入了利用小时数不断下降的周期。更为重要的，一个人精力有限，需要有工作侧重点，一个小的组织需要有选择性战略，但是大到一个行业，一个国家，理应是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命令华为，它是独立决策的个体。一个描述性、实证性的严肃回顾将非常有学术、政策与治理方面的益处。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假设人与人主体之间没有区别，甚至可以做一个人内部类似的转移。一旦调下去了（技术上根本不存在那么大程度的障碍，结算结果充分显示）还得同行倒贴给钱。
对于个人来讲，一切都可以是主观的。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不存在外界所说的各种优惠待遇和补贴。而企业与企业不需要也不应该，比如所谓不同能源间平衡的问题。这对应于语言的清晰性与明确性，是消灭集体产品拟人化的关键步骤，是区别个人内心独白与形成可操作的集体意志与执行力的前提。
对一个个人，适度从紧是啥程度可能它自己很清楚，或者不清楚也关系不大。这也往往是一种将集体行为个体化、又混杂道德绑架的思维模式。
过去的历史，并不是一个(也不需要)千方百计保证供应的历史，而是充满着10-15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否则就没有持续的上大压小关停低效小煤电机组了。这句话的含义是比较费解的。
第一，个人的行为模式，那是认知（cognition）领域研究内容。过去的侧重点是保供，从现在开始要供给需求协调配合等等。
